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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时代的错误往往也是一种合作选择。  

2010-12-02 14:00:32|  分类: 激活集体记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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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21日

 

时代的错误往往也是一种合作选择。 - 大笑之 - 大笑之的博客
  

钱学森和杨振宁一样,有非常好的直觉,他们选择最好的。

 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
       作者:谢泳

声明:本人操刀节选,后果自负。原文请用百度搜。

      如果我们深入理解钱学森和他生活的时代,会发现他个人的生活道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独特的,没有代表性的。

      如果要强调爱国主义,那么钱学森回国的时间应当更早或更为自觉,简单歌颂他人生选择中的爱国主义,其实把複杂的人生简单化了。

      如果我们要讲爱国,不能说只有一九四九年后从海外回来的知识分子才爱国,而那些当年就没有离开的知识分子就不爱国。从一般常识判断,好像没有离开的更应该受到表彰,但事实恰好相反。比钱学森年长一代的中国着名科学家饶毓泰、谢家荣没有离开中国,但他们自杀了,钱学森的同辈和朋友赵九章也自杀了,类似的情况,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并不鲜见,这是我们纪念钱学森的时候应当反省的问题.

      不管钱学森当年回国的直接动因何在,我们从一般的人生境况理解更合常情,也就是说,选择留在海外还是回到祖国只在个人的感受。诗人穆旦比钱学森回国的时间还早好几年,但他后来成了反革命分子,一生穷困潦倒;学者吴世昌比钱学森晚回几年,一位传记作者说他,文革开始后“吴世昌进”牛棚“、下干校、受侮辱、触灵魂,备受艰辛,他的大女儿因经受不了运动的刺激而致病,至今尚住医院,二女儿也丧失了攻读学位的机会。”

      钱学森回国后的人生道路一帆风顺,人们会以为这是他专业特点所决定的,但钱学森的安全是以他对中国社会的直觉判断相关的,钱学森准确判断到了他所生活时代的极权特徵,所以除了专业以外,他的独立性完全退回内心,以一切顺应时代为基本生存方式。人们经常提到一九五八年钱学森的一篇文章,认为钱学森失去了科学家的良知,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提供了科学说明,我倒更愿意在人生智慧的意义上理解钱学森,他要保存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只能选择这样的方式,否则就是以卵击石。我们可以想到钱学森一位同学徐璋本的遭遇。

      徐璋本和钱学森同龄,同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且都是学导弹的,钱是搞导弹引导,徐是搞反导弹的,据严昌一篇文章介绍,钱学森和徐璋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钱学森在航空与数学系学习,一九三九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一九四〇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归国较早,回国后先在上海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任教。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后,徐璋本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

      徐璋本一九五七年成为右派,后被投入监狱,经历二十年囚徒生活,改革开放后不久就去世了。同样的教育背景,同样的专业特长,同样人生关键处的选择,最后结局完全不同。根源在於他们对时代的理解和对世界的认知不同。他最好的时光在监狱里度过,而钱学森却在这一段时光中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伟业.后人只有感慨,而讲不出什么道理,其实也没有道理,这就是人生。

      钱学森对他生活时代的判断是准确的,他的时代早就到来了;而徐璋本对人生的判断是深刻的,他的时代没有到来,他死后方生!徐璋本是思想家,他当为真理献身,钱学森是工程师,他要为现实服务。徐璋本和钱学森私交不错,但对徐璋本的遭遇也只能默默承受,他明白如何对待这个时代。二〇〇五年六月,《人民日报》曾刊载钱学森秘书涂元季的文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钱学森》,其中写到:“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他又向党写了长达八页的交心材料,进一步谈了他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认识,尤其是对反右斗争的认识。因为有人提出他在反右斗争中还去看望钱伟长,在经济上接济现行反革命分子,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的家属,政治立场不坚定,思想上划不清界线。钱学森在”交心“材料中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一九五〇年,李政道送巫宁坤回中国大陆,巫宁坤问李政道为什么不回,李政道回答不愿意让人洗脑。一九五七年李政道和杨振宁一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时巫宁坤已在农场劳改。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之初,受尽磨难的巫宁坤立即选择离开中国,而到了一九八九年后,当年选择离开的杨振宁却选择回中国大陆定居,这就是一个人对时代的感觉和判断,在这一点上,钱学森和杨振宁一样,有非常好的直觉,他们选择最好的。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於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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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话:

1610年2月17日,16世纪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布鲁诺被教皇克莱芒八世下令以顽固异端分子判处火刑而死,年仅52岁。布鲁诺临刑时高呼: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纪将会知道我的价值。问题是,为了科学研究的继续,能不能有别的选择?

    一代有一代人的理想,一代也有一代人的活法甚至混法。现在既有仍在为五四时代的理想做挣扎的人,也有和光同尘享受犬儒的人。谢泳是想把“高大全”还原为常识,并没有赞扬的意思,不过是说曳尾涂中也是活法的一种。有人担心会贬低英雄,过虑了。公道自在人心,英雄是抹杀不了的。至于把有血有肉的英雄简单化、脸谱化,概念化,那倒真的是在概念化了。

那个年代,如果能善待民族的智慧,自然更好。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成为了历史,今天最需要的是还原真相后的宽容,如对当年钱学森揭批最爱护他的张爱萍将军的事。

我认为: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历史错误,既是一种大家难以逃避的劫数,也是一种合作选择,谁没参与?

 为宽容钱老们的历史局限和人性弱点,以下的历史案例多少是个开脱。

下面的观点来自李俠的博客(本人缩写),不一定不代表我的立场

哥白尼早在1510年左右已经比较完整地构想出《天体运行论》的主要思想,而直到临去世的时候才发表,临终的哥白尼满意地抚摸着封面,然后安然去世。在教会统治的时代,这些学说是异常危险的,会被教会以异端邪说的名义烧死。哥白尼采取述而不做的办法,不但保全了性命,而且让思想真正得以流传开来。       

伽利略是历史上唯一的两次受到宗教法庭审判而又幸存下来的神奇人物。1633年,69岁的伽利略被宗教裁判所裁定有罪,由于他的悔过,侥幸没有被烧死,只是关进监狱,又多活了9年的时间。在监狱里他仍然继续研究科学,他的一些学生来照顾他,借机又开始传播他的学说。他知道自己的理论一定会超越时间的,对于这份自信,那是源于他对自己工作的信心。能够战胜死亡的就是永恒,而那些悔过则无非是人类历史中一种会被时间遗忘的闹剧而已,对于无法摆脱的致命闹剧,只有以更加荒谬的脸皮厚来应对。

李侠的原文http://blog.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7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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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张将军爱萍先生,两弹功臣,曾任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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